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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司法中的“情”字探析

發布時間:2020-05-09 11:35:59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沈德詠同志曾在山東調研時強調:“司法審判不能違背人之常情!闭\如他所指出的:“這體現了德治的要求,也體現了對民意的尊重!睂嶋H上,司法應當合乎基本人情的這個觀念,在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先秦時期,便已經有了“以情斷獄”的觀念!蹲髠鳌でf公十年》中有一個叫“曹劌論戰”的典故,在該典故中,魯莊公對曹劌說道:“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辈軇ゴ鸬溃骸爸抑畬僖,可以一戰。戰,則請從!睆倪@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春秋時期的中國人就已經非常重視“情”在獄訟審斷中的意義了。而后世法學家與司法官員對“情”字的強調,也一如既往。如《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中便記載了宋代司法官員胡石壁的話:“殊不知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于兩者之間,使上不違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笨梢,在司法裁判中盡量保持人情與法律的有機統一,乃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司法理念。那么,被古今司法者所重視的這個“情”字,到底有何具體含義呢?筆者經過梳理文獻后發現,古代刑事司法中所稱的“情”,大致包括了這樣三個層次的含義:情理,即普通人都有的基本邏輯和知識;情志,即嫌疑人的犯罪動機和目的;情感,即司法官員個人的惻隱之心。

    情理:普通人的基本邏輯

    “情理”二字,是研究中國法史的學者繞不過去的一個關鍵詞,清末名家沈家本與樊增祥都曾明確講過情理之于法律的意義。沈家本說:“新學往往從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總不外‘情理’二字。無論舊學、新學,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所貴融會而貫通之!狈鱿橐苍v:“情理外無法律,抱舊本者不知,講西例者亦未合也!睆纳、樊二人的表述來看,“情理”二字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但值得追問的是:古代人口中常被提及的情理,究竟應當作何解釋?很多學者都將“情理”解釋為天理和人情的簡稱。這種解釋固然經典,但問題在于,天理與人情的概念并不比情理一詞更加明晰。因此,將“情理”解釋為人情與天理,甚至會使情理一詞變得更加復雜和難以理解。筆者認為,古代刑獄審斷實踐中常用的“情理”一詞,大多數時候都是表示古代普通人都有的基本邏輯和常識。在《折獄龜鑒》等傳世法律文獻中,作者曾多次在這一意義上使用“情理”一詞。如《折獄龜鑒》卷四《議罪》所載“胡向科杖”一案中記道:“胡向科杖胡向少卿,初為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以情理言之,則與凡人相毆擊異矣。登時擊殺,罪不至死也!边@里所謂的“情理”,乃是指一種常人都有的基本邏輯和判斷,即主人毆打盜竊犯致死的行為要比普通毆打致死的行為在情節上更輕。另外,《雙佩齋文集》卷四《癸丑八月秋審班簽商二起》中的陶奉廷案里也有這樣一句話:“看得陶奉廷于寡居弟婦勒索憑凌,已非一日,甚至當街批頰,毫無男女之嫌,尤非情理!边@里的“情理”,也是指常人都會有的一種基本認識,即作為哥哥的陶奉廷不應該長期欺負寡居的弟媳婦,更不應該當街掌摑她。從前述兩個案例中可知,“情理”一詞在連用時,并沒有形而上的“天理”之意,而僅僅表示古代普通人都有的一種基本道德邏輯和事理邏輯。

    實際上,中國古代律文和審斷實踐中所稱的“情”,都是指作為一種基本事理邏輯和道德邏輯的情理,而符合情理的事實,便被稱為“情實”。 如《折獄龜鑒·曹攄明察》載:“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边@句話中的“情實”二字,即是指的符合情理的事實。當然,也有很多律文中將“實”字省略,直接用“情”來指代符合情理的事實。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所載“無笞掠而得人情為上”中的“情”,《宋刑統·斷獄律》所載“須別設法取情,多方辨聽,不得便行鞭拷”中的“情”,都是指通過基本情理檢測后所得出的事實真相。

    情志:嫌疑人的動機目的

    除了情理這一層含義以外,古代獄訟審斷語境中的“情”,還有“情志”的含義,這里的情志特指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動機與目的。

    中國古人在聽獄的時候特別注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動機和目的,這是不言而喻的!洞呵锓甭丁ぞA》中載:“《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边@句話是董仲舒原情定罪主張的經典語錄,從“原其志”三字中可以看出,以他為代表的儒家知識分子對犯罪主觀方面的極度強調。這一觀念對傳統中國人的斷獄觀影響至深至遠,直到清代還有人將這一理念奉為斷獄圭臬。如清人黃六鴻便曾說:“凡擬人之罪,最貴原情。事有關于綱常名教,或強盜叛逆、為法之所不容貸者,是其犯罪本情,原與人以無可貸……如孝子為親報仇,或報之數日之間,或報之數年之后……此事關綱常倫紀,而情有可原者也!秉S六鴻論述中的“情”,與董仲舒所說的“志”,實際上都是一個意思,都是指犯罪嫌疑人行為的主觀動機和目的。

    情感:司法官員個人的惻隱之心

    “情”字除了指代作為普通人基本邏輯的“情理”和作為嫌疑人行為動機的“情志”外,還常常用來指代審訊者和斷獄者的惻隱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很多現代人對“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行為深惡痛絕,但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這確實曾是儒家學者的大體主張。在《論語·子路》篇中,孔子通過與葉公的對話,明確表達了父子應當相隱的觀點;而在《孟子·盡心上》中,孟子通過與桃應的對話,也明確表達了虞舜應當竊負而逃的觀點。這些觀點從本質上看,都算是一種“徇情枉法”的主張。只不過,在儒家的語境里,他們不惜枉法也要維護的那種情感,并不是一種過度泛濫的情感,而是指人的基本情感,如親子和夫婦之間的親愛之情。而這些情感在儒家知識分子眼里,是每個人都有也應當有的惻隱、不忍和仁恕。這種被儒家知識分子認為是非常正當的情感,也被逐漸帶進了刑獄審斷過程中。如唐代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在審理青州一樁謀反案時曾說:“嘗聞理獄之禮,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愿也!贝奕蕩熕^的“必務仁恕”,可謂儒家式情感主張的極佳解釋。

    綜上可知,古代刑獄審斷語境中的“情”字,至少包括了三層意思,即普通人的情理、嫌疑人的情志和司法官員本人的情感?v觀歷史,中國古人對“情”字的重視與發揮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了司法領域,并貫徹進了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當代哲學家李澤厚先生更是將中國古代哲學的本體歸為了一個“情”字,由此形成了他本人情有獨鐘的“情本哲學”?梢,“情”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僅具有形而下的司法意義,更具有形而上的哲學意義。在司法實踐已經日趨深入的當代中國,要想“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我們不妨對深藏于人民群眾心中的公正之“情”有一個更為深入的思考。

    劉 奇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責任編輯:張凱甲    

文章出處: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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